３罕见的背后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

    自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将贿赂犯罪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，至今已有两年多的时间。在两年多时间的司法实践中，正如几位采访对象所言，以贿赂犯罪作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一直鲜有耳闻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有着怎样的原因呢？

    “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下，贪官污吏可以没有洗钱的必要。”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北京大学法学博士、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、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刘朝阳给出的第一个解释语出惊人。“为什么很多贪官喜欢把贪污受贿所得藏在家里，藏在办公室里？这是因为现金交易在我国不受限制，不受监控。受贿所得的钱，可以用现金消费的方式花出去，买回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贪官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去洗钱。”刘朝阳分析说。

    “洗钱离不开交易。如果要对贪污贿赂所得进行洗钱，就会发生相关交易。这种情况下，撇开监管几近于零的现金交易不说，我国对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转账交易的监管措施也不尽完善。”刘朝阳进一步补充说。

    我国《反洗钱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２０万元、外币等值１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，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检测信息中心报送相关报告。金融机构若违反监管规定，央行可建议对其董事级高管作免职处理，并禁止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。

    “不难看出，对金融机构落实大额交易报送制度的监管不是刚性的。事实上，金融机构为留住大客户而不愿报送报告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同时，银行账户实名制的落实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用假身份证开户的账户不是没有，这同样给转账交易的监控带来一定影响。此外，人民币２０万元以下的转账交易如何监管呢？”至此，刘朝阳给出了他的第二个解释：同样受制于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，洗钱行为发现难。

    而在屈学武看来，以贿赂犯罪作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之所以比较少见，这和多数中国家庭奉行的共同理财方式不无关联。“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和妻子一起管家，夫妻二人一起处理家庭财产。也就是说，多数情况都是贿赂由丈夫收取，‘洗钱’行为则由夫妻二人进行。夫妻二人共同把丈夫贿赂所得投到股市、购买房产或以其他方式‘洗钱’，这在刑法理论上本可划归为‘共犯’行为。但因为丈夫受贿在先，受贿人对自己的黑金进行‘清洗’，应属刑法理论上的‘事后不可罚行为’；加之我国《刑法》也明确规定洗钱罪的主体不包括实施了上游犯罪的‘本犯’，而只能是没有实施上游犯罪而明知其财产来源和性质并加以掩饰、隐瞒的‘他犯’。因而，在丈夫构成受贿罪的场合，夫妻二人难以成立‘共同洗钱罪’。因为，通常情况下，共犯的场合，不能给一个人定此罪、给另一人定彼罪。综合这些因素，夫妻共同理财的场合，单独给妻子定洗钱罪在法理上说不通，除非修改现行《刑法》的洗钱罪规定。例如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等的洗钱罪规定，就属于‘他犯＋本犯派’。如此，上游罪的行为人除构成其上游罪（如受贿罪）外，自己也触犯了‘洗钱罪’罪名。这样对参与‘洗钱’的配偶才能名正言顺地按‘共同洗钱罪’的罪名提起诉讼。”

    正因如此，采访中，屈学武教授直言“付尚芳一案是难得的典型”：“夫妻双方一个在巫山，一个在重庆，不住在一起。丈夫晏大彬又明确地表示将钱交给妻子付尚芳保管并处理，而不是二人共同保管、处理受贿所得财产。这样的案例比较典型。检察机关以洗钱罪对付尚芳提起诉讼没有问题。”